【人文●臺灣新興宗教發展綜述】

楊籍富 發表於 2013-3-24 09:04:29

【人文●臺灣新興宗教發展綜述】 「新興宗教」或「新宗教」（NewReligions），是媒體和學術界為了區別在組織型態與構成方式上有別於主流宗教或傳統宗教，而且在發展策略上極為強調自我凸顯的教派團體時，所常使用到的名詞。
 
因為現代社會的結構性變遷，造成宗教發展的生態改變，一方面人員與資源的流動更自由，提供有利於新組織出現的環境，一方面傳統宗教往往不能適時調整以適應新模式的宗教市場型態、符合民眾宗教需求的轉變，於是社會上相應而產生各種新興宗教團體。
 
在理論意涵上，新興宗教的蓬勃發展，挑戰了古典社會學認為宗教將隨社會的理性化而消退的「世俗化理論」，在經驗性的意涵上，要問的問題則是：隨著現代與後現代情境的出現，會促成人類宗教制度與精神生活產生一種什麼樣的轉變？
 
其中政治或社會與宗教之間的關係，又會出現什麼樣的新的緊張性？
 
新興宗教這個名詞，最先出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因為在其語境中帶有負面性指涉，後來改稱「新宗教」，而後當歐美學術界想找出名詞來取代其媒體界所慣用的「膜拜教團」（Cult）這個負面性名詞時，開始挪用類似名詞「新宗教運動」（NewReligiousMovement）的名稱，來標識其社會中有異於主流宗教的各種新興教派的發展。
 
隨著研究領域的開展，新宗教運動逐漸被普遍接受以用來標示世界各地，在1960年代後期以後出現的各種與傳統教會和主流社會產生某種緊張性的新宗教團體。
 
不過，雖然在全球各地都出現類似的發展趨勢，但是在宗教訴求、宗教與社會的關係以及發展的時間點上，各個區域差異很大，不能一概而論。
 
尤其是非西方國家，新興宗教的出現，不僅是出於內部現代化發展趨勢的影響，更是出於對外來文化殖民的抗拒，因此帶有強烈的本土文化運動色彩；
 
而在很多地區，根植於原來的本土巫術傳統，不同於西方社會的情況，新興宗教訴求中往往帶有更強烈的世俗性和靈驗性。
 
不過，區別於傳統宗教的已經是既定社會體制社會化過程裡的一部分，新興宗教有更強烈的傳教與動員傾向，並且更重視媒體和直接訴諸個人體驗。
 
幾乎所有新興宗教都會出現這些鮮明的特質：更廣泛的吸納各種既有宗教裡的宗教元素、訴諸於個人的直接體驗、明確的將其教義邏輯推演到生活的各個層面而加以運用、更專注於個人性終極救贖的追尋、大量運用科學性的語言、強調某種超越於特定文化傳統的全球的普遍性。
 
在臺灣，1945年以後，自中國來的國民黨，統治結構部分承襲傳統中國的統治模式：適度保留地方宗教活動的自主性，並對其中有助於政權正當性維繫的部分予以承認，這種做法，在地方層次提供傳統華人宗教文化繼續得以保持活絡的環境。
 
而國民黨統治結構在1970年代以後開始鬆動，原本受到監控的教派團體逐漸開始大幅成長，新的教派團體陸續出現，傳統民間信仰也出現由地方到全國性的發展，1980年代初期開始，新興的宗教發展趨勢，在教派方面有一貫道、天德教、天帝教、弘化院、太原靈教、軒轅教等的發展；
 
在民間信仰方面有十八王公廟的熱潮；
 
介於教派與民間信仰之間的則有行天宮、慈惠堂和鸞堂的蓬勃發展；
 
基督教方面亦開始出現如新約教會和聚會所等本土性教會的發展。
 
在威權統治結構中，歧異多樣且具有挑戰主流權威正當性的宗教團體，吸引了學者的注意。
 
1980年代中期，出身於長老教會的學者董芳苑，注意到當時臺灣新興宗教活動的充滿活力，及其中與民間宗教文化相接軌的部分，他歸納出六點解釋當時臺灣新興宗教發展的原因：社會危機的影響、民族意識的激發、現世安逸的嚮往、原有宗教的反動、來世極樂的期望、宗教天才的發明等。
 
帶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社會學家瞿海源，由長老教會與一貫道等議題出發，關心政治迫害中的宗教自由問題，同時他也嘗試由本土性宗教環境裡，討論臺灣新興宗教具（一）全區域、（二）悸動性、（三）靈驗性、（四）傳播性、（五）信徒取向、（六）入世性、（七）再創性與復振性等，有別於西方社會新興宗教的特殊屬性。
 
人類學家李亦園對傳統華人儒家文化框限下帶有較濃厚道德意涵的宗教活動比較認同，而把新興宗教看做是脫離於傳統文化約束的巫術化與商業化的過度發展。
 
鄭志明對各種教派活動陸續從事田野調查，對其教義與組織層面提供文獻資料，並將各種教派活動與傳統華人民間的儒家傳統和三教合一傳統相扣連在一起。
 
這一時期的研究中，瞿海源曾使用「新興宗教現象」這個名詞，試圖較中性的涵蓋隨著工商業社會出現，和政府威權鬆動中所出現的各種新興宗教活動，後來這個名詞已廣為臺灣學界所共同使用，但概念指涉的具體界線在哪裡並沒有得到共識。
 
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其後人民團體可以自由成立，各種原本就活絡發展的民間宗教活動，可以教團方式在全國各地出現，新興宗教團體得以公開發展，在各種原來僅以搭配國民黨統治結構而存在的中國佛教會和中國道教會等宗教團體的背景中，新興宗教團體顯得更為活躍和具有更強的動員能力。
 
在威權社會解構、工商業社會裡傳統道德秩序崩解、都市生活出現新型態、和民眾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重新建立生活秩序感與意義感等情況中，透過口耳相傳以及宗教團體的大型造勢，以個別人物為中心，出現幾個中大型新興教團，主要以教主言論與教主神通力的展演為核心，建構新的經典，產生自身獨有的動員管道與組織運作模式，並運用各種媒體形式來進行傳播和建立公共形象，這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之間，造成堪稱臺灣所出現過的最集中和最為鮮明的一波新興宗教熱潮，其中活躍的團體有：清海無上師世界會、真佛宗、印心禪學會、宋七力顯相協會、太極門；
 
在佛教陣營裡，以類似的活動模式與組織形態，也在同時間產生佛光山教團、慈濟功德會、法鼓山、中台禪寺等教團的快速成長，不僅宗教的入世路線愈益鮮明，刻意以社會慈善與服務來拉近與信徒的距離，宗教所採取的宣傳與組織手段也愈益靈活，不再消極被動，同時在家眾與出家眾間的關係重新組合統整，教團內的權力關係也有所改變。
 
華人歷史中，傳統政治治理模式對於宗教場域的治理，基本上是給予地方性民間信仰適度的自理權，給少數宗教團體有限制性的發展權，但又禁止有全國性動員能力的宗教團體存在，這種治理模式，在進入現代國家與現代市民社會的新情境時，出現極大的政策上的模糊地帶，也出現各種民間活動與法律間相互理解上的矛盾。
 
一旦宗教團體出現過為快速成長與膨脹，在整體社會僅是有著相當模糊的宗教自由的想像中，產生政治層面的治理與控制、宗教應屬於公共財的民眾期待、和信仰自由的基本人權三個面向之間的嚴重矛盾。
 
1996年，新聞媒體陸續對宋七力、妙天禪師、中台禪寺、清海無上師、太極門等團體進行揭露性的報導，某些後續還進入司法程序，官方開始採取「宗教掃黑」行動，以加强對宗教事務的行政監督管理，並提出「心靈改革」的口號試圖「導正」社會風俗。
 
而政府積極推動「宗教立法」，在各方宗教團體無法取得共識的情況下，始終沒有成功。
 
2000年以後，臺灣的宗教市場已呈現某種暫時性的穩定化，少見新的大型新興宗教團體的創立，後續熱絡的宗教潮流，很多是分布在小型修行團體與網絡當中，包括藏傳佛教在臺灣的傳布、各種氣功運動、養生團體與靈修團體的熱絡，以及「新時代運動」的日益流行，和前一波熱潮相比，這些團體在組織架構上益形鬆散，顯示都市化環境裡宗教團體較為濃厚的個人主義色彩。
 
在理論意義上，1960年代以來，歐美國家各種新興宗教運動蓬勃發展，嚴重挑戰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運作上的正當性，也使世俗化與現代化理論產生解釋上的困難。
 
但是在臺灣的脈絡裡，新興宗教團體在當代臺灣的蓬勃發展，反映出不同的歷史與社會意義，表面上形成對傳統社會正統觀和家庭倫理的挑戰；
 
實際上，臺灣新興宗教的發展，有明顯的歷史延續性，構成主體是傳統民間社會裡原來已有著發展上的相對自主性的各種活絡的信仰活動，不過其中也仍然出現了新的整合和擴張，一方面是由地方性活動擴張成為全島性的傳播網絡，一方面是制度性宗教大量吸納都市移民的宗教參與；
 
同時也出現少部分全球中產階級文化傳播所促成的「新時代運動」與小型靈修團體的流行。
 
整體來說，新興宗教活動並未真正挑戰傳統家庭倫理，沒有刻意批判與社會秩序維繫有關的正統觀，也沒有與傳統既有的宗教團體形成相互對抗的關係。
 
要對臺灣的新興宗教進行歸類，有技術上的困難，各大新興佛教團體如慈濟、佛光山、法鼓山、中台禪寺，與傳統佛教僧尼體制聯繫仍然緊密；
 
不少自稱為佛教的團體如真佛宗則已完全不由體制內取得其正當性，但這兩類團體，在組織與動員形態上差異並不太大。
 
若嚴格加以定義，排除保留僧團體制的佛教團體後，由於有重複參加、分布地域不平均、以及自我指認不正確等問題，在社會調查抽樣中，始終很難正確估計參與新興宗教團體的參與人數（在中研院社會所主持的「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中，新興宗教參與者還不到樣本數的1%）。
 
如果根據各個宗教團體的自我宣稱，將宣稱超過10萬以上的新興宗教團體之成員人數加起來，即使不算佛教團體，則又至少超過了三百萬人以上。
 
另外一個討論上的困難，是華人社會長久以來就存在著的民間教派運動，與當代的新興宗教現象，其社會性起源雖然不同，但在新興宗教組織的動員過程中，二者卻很難劃清界線，前者主要以三教合一的「綜攝主義」為核心思想，並打破出家人對於宗教神聖權力的壟斷，雖然在明、清時期，它們始終無法取得合法性，卻早已蔚為民間結社活動的主流，也已確立出來華人民間社會裡，宗教團體在取得其正當性時所最能被普遍接受的論述形態；
 
這樣的一種民間文化的主流，和現代社會的自由化所造成的新生態之間，彼此之間的扣連機制還是一個有待澄清的問題。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17世紀以來，民間教派所產生的對於「出家僧團神聖權力壟斷」和「宗教團體間教義上的界線」的加以打破，有助於後續各種新興教團的出現，也是後續的新興教團活動在建構自身宗教權威性時，所經常使用的動員機制。
 
當代臺灣的新興教團，在幾個面向上出現較為鮮明的新特質：（一）結構上體現著比傳統民間教派還要更為平等的階層結構，教團內通常不再在信眾群中區分階層，每一個信徒只要熟練，都允許成為儀式的執事者；
 
（二）教義論述中，大量使用來自自然科學的語言，並更可能結合各種來自其他地區的宗教論述或實踐；
 
（三）在教義論述上也打破既有的漢人文化圈的範疇，固然仍強調傳統文化的重要，但更強調宗教範疇背後一種超越族群與文化界限的性質。
 
這些新特性，當落實在宗教實踐的層次，通常最為集中而具體的表現，是教團中的「教主崇拜」的出現，因為：（1）教主的「絕對權威」使教內其他階層的權威都被相對的貶低，反而間接造成信徒間一種更為平等的關係；
 
（2）當神聖權威較密集的集中在一個個人身上時，宗教權威更不受既有單一宗教傳統的限制，而以教主個人的具有創造性的言說，和豐富的宗教經驗為出發點，教義論述可以更有彈性的和現存的主流性論述，也就是科學，以及和其他全球性流行的宗教傳統相連結；
 
（3）當宗教權威密集的集中在一個個人身上時，更有助於產生一種超越性的權威基礎，這引發出一種能超越文化傳統而具有更大普遍性和更廣泛之全球連結性的可能。
 
奠基在傳統漢人民間教派自明、清以來已經產生的社會和宗教基礎上，隨著時代新情境的出現，傳統民間教派已有的一些特點，在民間宗教活動裡，繼續往更激進的方向發展，並在社會各個層面與階級中，逐漸浮現出新興宗教這樣一個新的社會行動範疇，其中開始更鮮明的展現出傳統宗教活動裡或許也存在，但並非如此廣泛出現的一些性質。
 

 引用：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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