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臺灣佛教發展綜述】

楊籍富 發表於 2013-3-24 09:06:01

【人文●臺灣佛教發展綜述】 佛教在臺灣劇烈的政權轉移、社會蛻變過程中，與各個時期的為政者和諧互動、安定民心，並且促進社會各階層的發展，文化內涵的提升，迄今已達發展繁盛的高峰階段。
 
佛光山在臺灣有60餘所別分院，在全世界五大洲創建90餘所道場，佛光會則遍佈130餘個國家地區。
 
慈濟是「非寺廟中心」的現代佛教道場，正式授證的志工五萬餘人，擴及海外40多個國家的分會聯絡處，更擁有5百萬會員、慈善、醫療等志業，樹立「慈濟人」救災除難的宗門特色。
 
佛光、慈濟、法鼓山、中臺山等法派之外，還有數千座寺廟道場遍布各縣市鄉村，如明鄭、清領以來的竹溪寺、開元寺等正信佛教古剎，以及充滿民間佛教色彩的萬華龍山寺、臺南大觀音亭、嘉義市地藏庵等寺廟。
 
日治時期崛起的高雄大崗山、苗栗法雲寺等法派寺院仍然紥根城鄉各地，日本佛教的日蓮宗等宗派迄今也深入社區家庭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簡稱戰後），密宗各大派上師、南傳佛教各尊者的修持法門，廣受臺灣佛教徒信奉，如法修行。
 
明鄭、清領以來的觀音菩薩信仰，不但為正信佛教寺院所信奉，也遍及各齋教派別的齋堂中，更深入民間家宅正廳而被稱為「觀音媽聯」、「佛祖彩仔」，享用常民早晚祭拜。
 
臺灣社會擁有漢傳寺院正信佛教、民間佛教、齋教、日本宗派佛教、戰後的人間佛教、藏傳佛教、南傳佛教、新興佛教等各種佛教文化型態，分別擁有廣大的臺灣社會經濟資源。
 
而要完整瞭解臺灣佛教的發展，應該觀察不同政治時期中，各種佛教文化型態的發展概況，並且要溯源到印度佛教的形成與中國佛教發展過程的大背景，才能理解臺灣在明鄭、清領時期、日治時期、戰後時期等不同的佛教文化發展風貌與特色。
 
一、印度佛教的起源、傳播與中國佛教發展對臺灣佛教之影響印度迦毗羅衛國的喬達摩‧悉達多太子（GautamaSiddhartha，約565-486BC），有感於人生不免於生老病死等痛苦，思考如何獲得超越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的究竟解脫，他經由持戒、禪定、智慧的修持，證悟到貪、瞋、痴熄滅而智慧、慈悲、意志能力無限發展的終極境界，被世人尊稱為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釋迦牟尼佛。
 
佛陀在印度各個城邦與鄉村各階級中傳教，組織出家修行的僧團與在家護持佛法的居士等僧俗男女四眾弟子而創立佛教。
 
歷代佛弟子不斷的結集佛教的學說哲理為「經藏」、戒律倫理為「律藏」、闡釋佛陀思想、行為的「論藏」，締造佛教的「三藏」經典。
 
釋迦在世及滅後百年間，佛教教團遵循佛陀的基本教義，被稱為原始佛教時期。
 
佛滅百年後，由於對義理、戒律詮釋的差異，先分裂為保守的上座部與改革創新的大眾部，其後又因各地域僧侶詮釋佛典的因革損益，而衍生20餘種以上的派別，被稱為小乘部派佛教。
 
西曆紀元前後，改革派突破小乘修持戒定慧三學先求自我解脫的原則，主張還要兼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的利他菩薩行，普度眾生皆得以解脫成佛的大乘佛教。
 
7世紀後大乘佛教部分派別與婆羅門教某些教義結合而形成密教，主張眾生修持手印、咒語、觀想的身口意三密，而與佛的身口意相應，就可以即身成佛。
 
印度佛教第二階段的部派佛教，往錫蘭、泰國、東南亞各地流傳而與當地文化激盪融合，形成南傳佛教。
 
第三階段的大乘佛教，往中亞、中國等東亞地區流傳，經過長期的衝突融合過程，形成中國為主的漢傳佛教，與以日本為主的日本佛教。
 
第四階段的密教，往西藏、蒙古等地區流傳並與當地文化融合，而形成藏傳佛教。
 
佛教是契理契機的宗教，能在眾生皆可解脫的終極關懷目標下，因應不同的時代地域族群需求，而承襲衍生出新的佛教文化型態，且不悖離眾生皆可解脫成佛的基本精神。
 
印度原始佛教所發展出來的部派、大乘、密教三型及傳播到各地形成的南傳、漢傳、藏傳、日本佛教等佛教文化型態，隨著進入到臺灣來的不同政權、各種族群移民而傳入臺灣，締造新舊並呈、兼容並蓄的新佛教風貌。
 
西曆紀元前後，印度佛教傳入中國，逐漸為帝王、知識份子、庶民等各階層、族群所接受，而形成漢傳佛教各種不同內涵的佛教文化型態。
 
印度梵文等佛典，從東漢到宋代1千餘年的翻譯成漢字的過程中，不斷的借用、融入中國儒家、道家、民間信仰等語言、概念，締造出數千部漢字佛典，成為被歷代政權認可，數量龐大的漢字《大藏經》。
 
南北朝至隋唐時期，僧侶與知識精英研讀這些漢字佛經，且適應各時代地域社會信徒的需求，根據不同的佛典而創造出各種獨特義理與修持、儀式體系的宗派。
 
其中禪宗、淨土宗，在鄭氏、清領時期就傳入臺灣，其他則在戰後分別為臺灣人所接受奉行。
 
佛教徒在各地建造寺院等佛教建築，供奉佛菩薩聖像，收藏經典，提供出家僧尼居住、修行、弘法的主要場所，東漢以來遍布中國各地，數萬所大小不一的寺院、精舍，居住數百萬的僧侶徒眾，擁有大量的土地等產業，5世紀以來各朝代都有建立一套與官僚行政體系相適應，從中央、地方到基層寺院的僧官制度，管理全國僧尼登記籍帳、戒牒，規範行為，協調穩固寺院教團與各地的政經社會關係。
 
僧官制度接續到清朝滅亡後，轉化為民國初年的中國佛教會，更隨著國民政府遷臺而落實其管理組織體制至今日臺灣各縣市鄉村寺院中。
 
東漢桓帝、楚王英等帝王將佛陀與老子合祠，祈願現世利益，庶民百姓也將釋迦、彌勒等佛菩薩奉祀為神明，禳災造福，祈求平安。
 
巡行在城鄉村邑中的僧侶，向平民宣講佛經時，結合民間信仰，以變文、變相圖等方式來傳教，促使佛教走入民間社會。
 
5世紀以來，釋迦佛誕辰的浴佛法會，也將佛像安置在轎子中，遶巡城鄉各地，接受民眾膜拜、祭祀。
 
佛教各種祈福消業障的懺儀、齋會也廣為民間接受，例如盂蘭盆齋戒法會與民間的中元節結合，成為各地寺廟的主要節慶活動。
 
儒、釋、道三教合一與佛教向民間社會深層的發展，而有各種寶卷與善書著作。
 
宋代《香山寶卷》敘述妙善公主修行成為觀音菩薩的故事，使觀音信仰盛行於民間社會中。
 
明代羅因（1442-1527）撰寫《苦功悟道卷》等五部六冊經典，將佛經與儒家、道家、民間信仰結合，使義理通俗化、口語化，為下層民眾提供簡易的解脫成佛途徑，發展成為齋教。
 
東漢以來將佛菩薩視為神明信仰之一的民間佛教，以及明代的齋教，隨著明清之際漢人移民大量進入臺灣，開啟臺灣佛教新紀元。
 
二、鄭氏、清領時期寺院的建立與齋教、民間佛教的傳佈六朝以來佛教寺院與民間佛教也傳布到江南以及東南沿海各個省份。
 
唐末、兩宋時期，福建的金門也有寺院的創建，也隨著閩粵等地的漢人遷徙進入臺灣，雖然尚未發現史料的紀錄，但可以推論佛教信仰在明鄭之前就已經傳入臺灣。
 
佛教寺院是供奉佛菩薩的聖像，僧侶誦經修行，舉辦法會儀式並從事社會教化的主要道場。
 
從寺院「佛法僧三寶」所展現的宗教文化活動以及各種組織管理運作形式，可以看出各時空環境下的各種佛教活動水準與內涵品質。
 
宗教活動可大致分成五個層級：(1)祈福靈驗、(2)儀式法會、(3)弘法利生、(4)義理研究、(5)修持証悟。
 
臺灣最早的寺院是臺南市竹溪寺（約建於1662-1665年），臺南縣(註1)赤山龍湖巖（約1665年）；
 
佛教緊隨漢人移民的開發，寺院也以臺南為核心向南北各地發展。
 
《方志》記載有清一代，臺灣境內佛教寺院約有102座，此時期的寺院僧侶未見有弘法的相關記載，除了少數幾位名僧與來臺官吏、名士互相詩文唱酬而呈現的名士佛教文學藝術風采外，大多只知早晚課誦，為人占卜，喪葬等經懺佛事。
 
因為早期農業移墾社會充滿迷信的民間宗教信仰，導致寺僧無法積極傳教，而漸被民間信仰所困軛；
 
原應職司僧官制度的臺灣府僧綱司，却由居住在臺南大天后宮內的臨濟宗法脈僧侶來統轄臺灣佛教的發展，可見其端倪。
 
寺僧雖傳承自中國福建鼓山湧泉寺等臨濟、曹洞等禪宗法脈，但是佛教義理、修持仍乏人問津，佛寺與民間神廟都充斥著祈福消災的信仰氛圍，甚至神佛不分、僧俗共處寺廟中。
 
淵源於禪宗的齋教（在家佛教），大約在清朝初年從福建傳入臺灣，齋教徒所建立的齋堂數目至少是佛寺的兩倍以上，清代人民對佛教的知識，反而來自分布各地的齋堂。
 
傳入臺灣的齋教可分為先天派、龍華派、金幢派。
 
齋教提倡儒、釋、道三教合一，但以佛教為信仰核心。
 
齋教三派同以佛教戒律為本位，嚴守五戒十善，特重不殺生及素食，又稱為「持齋宗」，信徒稱為「食菜人」。
 
他們與僧侶不同的是不剃頭、不穿法衣，以俗人身分在市井謀生，在齋堂中修行。
 
齋堂同奉觀音、釋迦為本尊，又兼奉三官大帝、媽祖、關帝爺等神衹。
 
齋教結合民間信仰，倡導「吃菜拜佛」的簡單信念，故能在漢人移墾社會中普遍推展。
 
清代臺灣寺廟中大部分以主祀觀音菩薩的觀音寺、廟、堂、宮、亭、巖為建築名稱，顯示觀音信仰的普及。
 
這些觀音信仰寺廟可分為5種型態：（一）地方廟宇性質的觀音廟，如同其他主祀媽祖、保生大帝宮廟一般，依祭祀圈大小而有村廟、聯庄廟等不同的規模，享用葷牲供奉，由爐主、頭家主持遶境、祭拜等民間信仰儀式。
 
（二）在街市中的觀音亭，位於城內鬧區中，是街市中年度盛大祭典（中元節）所在。
 
（三）山頭嶺尾的「巖仔」，具有陰陽普濟的作用。
 
（四）齋堂中的觀音信仰，進行齋教的科儀祭拜。
 
（五）僧侶佛寺的觀音菩薩修行法門。
 
清代的觀音信仰流傳至今，前三種的觀音信仰佔大多數，被民間信徒尊稱為「觀音媽」、「觀音佛祖」，視為能慈悲救苦救難的「慈母」般的神明，被虔誠的信奉、膜拜。
 
現代高雄大崗山超峰寺、臺南赤山龍湖巖，仍呈現前殿為乩童操演、陣頭喧鬧的熾熱香火場面，而後殿為安靜肅穆的僧尼清修道場，突顯民間佛教與僧侶佛教合諧共生的結構多元並存、彼此接納的特性。
 
明鄭、清領時期民間佛教信仰的普及，為日後正信佛教發展紮下深厚的基礎。
 
三、日治時期日本佛教對臺灣佛教發展的影響中國佛教經由朝鮮半島百濟國，於西元538年傳入日本，深得當時掌理國政的聖德太子崇信，且用佛法治國，為佛教在日本的弘傳奠定精英、庶民階層都能奉佛的良好基礎。
 
奈良時代（西元710-794）開始至江戶時代之前，日本一方面大量接受中國的漢傳佛教，另一方面因應本國文化創造出淨土真宗、臨濟宗、曹洞宗等10餘個宗派。
 
相對於漢傳佛教宗派界限淡薄，日本佛教呈現強烈的「宗派性格」，幾乎所有的寺院分別隸屬於各個宗派，各個宗派都各具獨特教義體系、修持方法，宗派間立場壁壘分明，呈現彼此爭雄的局勢。
 
各宗派的本山末寺關係，在德川時代的1615年後，進一步受到幕府頒布的「寺院法令」、「本末帳」等法律的強化，而納入國家制度化的管轄中。
 
各宗派的本山大寺院，可以任免各個末寺的住持，授予寺格，賦予本宗各僧人的僧階，末寺必須服從本山且上繳經費，以支持本山所提供本宗派的教學、修行場所。
 
日本佛教透過本末制度的支撐與凝聚，有別於臺灣較為散漫的各地寺院，得以結集形成強大的宗派性力量，可以推展較具體可行的實務、累積社會與文化事業成果。
 
明治維新時期為了強化天皇制度而建立國家神道體制，進行神社祭祀與天皇國家的結合，進行壓抑佛教的廢佛毀釋運動，迫使佛教宗派進行改革、自體改造，派遣宗派優秀留學僧遠赴歐洲，學習西方現代專業佛學訓練，另一方面也派遣僧侶從軍出征，遠赴臺灣、朝鮮、中國各地傳教，拓展各宗派勢力。
 
日本宗派佛教龐大、嚴密的組織化、制度化，以及高度學術化的宗教內涵，接踵不斷的傳入臺灣促使本土佛教產生重大的質量提升。
 
例如來臺的日本曹洞宗創辦臺灣佛教中學林（今臺北市私立泰北高中），畢業生李添春赴日深造，於1929年畢業於駒澤大學佛教學科，戰後成為臺灣大學教授並主編《臺灣省通志稿‧宗教篇》。
 
高執德（証光師）於1930年畢業於駒澤大學，回臺後成為臺南市開元寺住持，並於1947年代表臺灣省佛教會參加南京的第一屆中國佛教會代表大會。
 
日本淨土宗來臺創辦臺南學堂（今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治時期來臺日僧致力文教事業，先後有數十位僧尼留學日本各大學，他們回到臺灣後，都能以現代治學方式，提昇研究佛教的學術水準；
 
同時他們也能應用日本本山末寺的宗派組織制度方式來團結臺灣各地零散的個別寺院。
 
因此，締造日治時期臺灣佛教四大法派寺院體系的形成。
 
四大法派為基隆月眉山靈泉寺派、五股觀音山凌雲寺派、苗栗大湖法雲寺派、高雄大崗山超峰寺派。
 
這四大法派的開山創立者來自於臺灣的民間佛教、齋教，也有來自福建鼓山湧泉寺的正信佛教。
 
但是，四大法派也分別隸屬於日本曹洞宗、臨濟宗妙心寺派等宗派下，他們各自結合漢傳佛教與日本宗派佛教的精華，在臺灣各地發展出類似於日本宗派的寺院群體系。
 
四大法派形成後，分別推動教育文化、社會救濟等事業，各派關係寺院仍然紮根今日臺灣城鄉各地，且有向國際化發展的表現；
 
如隸屬於日本曹洞宗的大湖法雲寺派的核心寺院圓光寺，戰後所創辦的圓光佛學院在今日仍為佛教界培養優秀的人才。
 
法雲寺開山祖師覺力的第五代弟子如學，畢業於駒澤大學，1939年得到日本曹洞宗澤木興道師的傳法，為日本禪宗的法嗣，法號「法光道宗」禪師，她在臺北市創立的法光佛學研究所，所培養的畢業生，也先後留學國外，為臺灣佛教發揚光大於全球。
 
日本佛教對臺灣的影響可分為初期、中期、後期。
 
初期（1895-1914年）日本政府初履臺灣，首先展開一系列的寺廟分布、產業等調查，釐清臺灣寺廟產業屬於村庄大眾或主神所有的特性，隨後引進西方現代法學理論，奠定日後每一座寺廟必須設立一位管理人以實際掌控寺廟產業及弘法活動的法制化基礎，同時也奠定臺灣總督府及地方各級官員處理和監督宗教事務的政策。
 
日治初期，因寺廟管理人法制化及日本宗派積極擴展等因素的激盪，喚醒臺籍僧侶改革意識的覺醒，四大法派核心寺院及相關寺院體系的建立，就在這氛圍中醞釀形成。
 
中期（1915-1930年），1915年西來庵事件爆發，其領導者藉宣傳神佛、出入齋堂，號召3千餘人的抗日事件，使總督府警覺到宗教的強烈威脅，因此展開全面性的宗教調查與一系列的佛教改革措施。
 
1919年總督府社寺課長丸井圭治郎，提出《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並於1922年聯合佛教與齋教的主要領導人，在艋舺龍山寺組成「南瀛佛教會」，發行《南瀛佛教》期刊，串聯全島的佛教精英，展開新佛教觀念的提升與體質的改造；
 
企圖改變臺灣傳統佛教信仰偏重靈驗性、巫術化、功利化的傾向，以現代禪學觀念、淨土思潮，強調佛陀的非超人化、淨土的社會化、人間化，高舉理性之光、提倡正信的人性化佛教。
 
臺灣佛教在大正民主期（指日本國內的民主主義風潮，1919-1936年），一方面受到日本傳入的八宗十三派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到臺灣本土文化啟蒙運動的震盪，例如：開元寺僧林秋梧証峰師參加臺灣文化協會，並且留學駒澤大學，回臺後大力主張「女人成佛論」、「現世淨土」、「生佛不二」的解放佛學。
 
此外，高執德、林德林新佛教運動，開始發展臺灣佛教本身的主體性和自主性。
 
後期（1931-1945年），日本於1931年在中國東北三省發動侵略戰爭，進入15年的戰爭體制。
 
臺灣在日本的戰略位置上，位於進攻中國華南與東南亞的樞紐位置，因此在改造臺灣人成為天皇子民以配合戰爭需要的政策下，迫使各種宗教都納入日本國家神道的控制下，新萌芽的臺灣本土佛教也不得不逐步走上「皇國佛教」的途徑。
 
皇民化運動中，日本當局經由神社的奉祀、正廳改善等國家神道的改造，希望將臺灣的宗教信仰轉化為尊崇皇室、神社信仰、皇民信仰上。
 
1938年起的寺廟整理運動，1943年的「一街庄一寺院計畫」，強迫各個寺廟廢合，且在各地舉辦「本島人僧侶練成會」，加強臺籍僧侶「皇民佛教化」性格。
 
因此，臺灣佛教逐漸日本化，出現「帶妻食肉」日本僧侶風格，不拘泥漢傳佛教寺院出家僧侶的戒律規範。
 
四、戰後臺灣佛教的重整與解嚴後的蓬勃發展戰後臺灣佛教經歷三個時期的轉變：（一）初期：官方宗教政策與佛教本身開展的放任過渡期；
 
（二）中期：戒嚴初期的改造與後期的快速開展期；
 
（三）後期：解嚴後的變革期和批判期。
 
（一）初期（1945-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後，大批僧侶、居士也播遷到臺灣，長期戒嚴體制所支持的漢傳佛教逐漸主導臺灣佛教的轉變，而進入新一波的佛教重整過程，締造解嚴後各種佛教文化多元型態在臺灣的蓬勃發展。
 
1898年（光緒24年）張之洞《勸學篇》主張「廟產興學」，造成全國城鄉各地官紳以興辦新式學堂的名義，大舉毀寺驅僧，使僧寺瀕於滅絕的大法難。
 
然而歐風東漸，西方文化衝撞與列強瓜分中國的大變局下，寺僧有太虛、圓瑛等法師的佛教革命，學者有歐陽漸、湯用彤等佛學研究的提升，開啟漢傳佛教的教義、教產、教制等各項革新運動，締造漢傳佛教蛻變為改革後的嶄新型態，20世紀以來的漢傳佛教可以稱為漢傳新佛教，寺僧、居士、學者先後遷徙來臺，促成臺灣佛教各方面的進一步發展。
 
民國紀元以來太虛、圓瑛等法師努力延續傳統僧官制度，並加以改造成以僧侶為主導的中國佛教會（中佛會）。
 
中佛會於1949年遷臺後，展開全國僧侶、寺院、信徒的登記，組織臺灣省分會、各縣市支會下轄各鄉村寺院、僧侶、居士的嚴密組織，在政府支持下，展開臺灣佛教的重整工作。
 
戰後初期遍布全臺各地都市精華地帶的日本寺院，本來是日本各派僧侶組織運作各大宗派結盟以及進行日化佛教教育，使臺灣佛教近代化的道場。
 
但是，戰後的國民黨政府大都以「敵產」名義加以沒收或被私人佔有而逐漸消失。
 
戰前留日的臺籍佛教精英，曾留日受過高等佛教教育，也是教界少壯派精英，面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語言與認同的雙重困難，而頓然萎縮了原有的社會影響力。
 
（二）中期（1949-1987年）：1953年起，中佛會每年選擇一座佛寺主辦三壇大戒的傳戒活動，只有經中佛會的受戒儀式領取戒牒，才能成為合法的僧侶、才能居住或住持寺院，除改變日式佛教「帶妻食肉」的遺風，也逐漸將日式佛寺、傳統齋堂，轉型為漢傳佛教寺院。
 
戒嚴時期中佛會以合法的宗教立場，對內批判齋教、民間佛教、一貫道等類似正信佛教的宗教信仰，樹立正信佛教的正統地位；
 
對外則與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相互抗衡，使佛教在臺灣社會中漸居主流地位。
 
中佛會相關的寺僧、居士、學者等佛教徒，大力資助、輔導大專院校的青年學生，獎勵學佛並創立各校的佛學社團，1985年時大專佛學社團就多達64所，擁有社員10,953名大專學生。
 
這批學佛的大專青年，迄今活躍於臺灣佛教的僧俗各界，促進臺灣佛教的進一步發展。
 
印順法師繼承太虛法師的「人生佛教」，且追溯到原始佛教釋迦牟尼佛的本懷，以「諸佛皆在人間成佛」而提倡「人菩薩行」為基調的「人間佛教」，強調「此時、此地、此人的關懷與淨化」，先後出版《妙雲集》等40餘部著作，重新整理部派佛教以來的佛教史脈絡。
 
印順著作成為臺灣學界知識青年最為喜愛的佛教典籍，如臺灣大學楊惠南曾撰有多本印順禪學思想專書，也指導邱敏捷博士撰《印順導師的佛教思想》；
 
昭慧撰《佛教後設倫理學》以及主持「關懷生命協會」的社會運動；
 
性廣在弘誓學院開創的「人間佛教禪學」思想；
 
印順「人間佛教」思想的啟發，使臺灣佛學界開始重視南傳原始佛教經典與早期修行方式，而提昇佛教界的信仰水準。
 
戒嚴前期開始發展，而在戒嚴後期興起的四大佛教勢力為星雲的佛光山、證嚴的慈濟功德會、聖嚴的法鼓山、惟覺的中臺山。
 
他們大都秉持「人間佛教」的理想，以佛教的道理來改善社會風氣，事業發展遍及全臺，並且延伸到國際。
 
四大法派紛紛創辦佛教刊物、電台廣播、電視台等大眾傳播媒體，舉辦禪淨中心等社區教育，為現代社會提供跨地域、跨血緣族群的信仰內涵與宗教社群聯誼，化解現代臺灣城鄉的高度都市化、人口快速流動的疏離感。
 
（三）後期（1989-2009年）：解嚴後的臺灣佛教，又增加了現代禪、福智佛教基金會等新興佛教；
 
日本新興宗教如創價學會、立正佼成會等宗派；
 
藏傳佛教的各大教派也大規模的在臺灣傳授密宗的灌頂、護摩、觀想等法會；
 
南傳佛教由泰國、緬甸來臺教授「四念處」等修持方法，也設立分支道場。
 
解嚴後由國外傳入臺灣的各種佛教文化，如今廣為臺灣各階層的佛教徒所信受奉行。
 
清代以來齋堂的齋姑在戰後大都轉為比丘尼，而臺灣解嚴後的婦女運動、兩性平權運動，也促使數倍於比丘僧侶的比丘尼，因高等教育的提昇，使她們的專業性、自主性、主導性增強。
 
現代臺灣佛教比丘尼傑出的表現，以香光尼僧團為代表，在課程教材的多元化、圖書館的專業化、佛學資料的數位化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現。
 
因此，臺灣佛教已經成為漢傳佛教的先鋒，也將成為全球佛教的傳播與在地化，佔前瞻性、現代性的典範之一。
 
臺灣佛教在各個時期傳入的漢傳佛教、民間佛教、日本佛教、藏傳及南傳佛教，在解嚴後兼容並蓄，並提昇「信解行證」的佛教修持層次，在資訊化、全球化的潮流中彼此交流、對話，更進一步建立嶄新的「臺灣佛教」的新佛教文化型態。
 

 引用：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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