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日治時代漢傳佛教的在台發展和文化特徵】
<P align=center><STRONG><FONT size=5>【<FONT color=red>人文●日治時代漢傳佛教的在台發展和文化特徵</FONT>】</FONT></STRONG></P> <P><STRONG>(1895~1945)日治時期的台灣本土的｢漢傳佛教」的發展，前後共計五十年(1895-1945)間，又可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各有其不同的傳播特色：第一階段，是從開始統治到｢西來庵事件」爆發，約當統治的前二十年或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1895-1918）。</STRONG></P><P><STRONG></STRONG> </P>
<P><STRONG>這一時期，日本佛教各派，除禪宗和本願寺派的淨土真宗與台灣本土寺廟及齋堂建立合作的加盟的關係以外，因新殖民統治者對台灣民眾的宗教信仰，採取自由寬容的政策，使佛教的發展機會大增，所以台灣本土的跨地域佛寺信仰聯盟，也紛紛蓄勢待發。</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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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可是，到日治大正三年（1914)時，因余清芳等人利用台南的齋堂「西來庵」作為抗日連絡中心，造成日本官方的驚慌和警覺。</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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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因此，在事變後，即進行深入的全島宗教調查，並試圖藉聯誼和組織的方式，將全台灣的齋教徒納入其中而加以掌握。</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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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在此同時，上述的作為和新情勢的急遽發展，也逐漸促成台灣近代出現的四大本土佛教法派出現，即：一、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派，二、台北觀音山凌雲禪寺派，三、大湖法雲寺派，四、高雄大崗山超峰寺派，加上台南開元寺先發展的「玄精‧傳芳」派，和日本來台發展的幾個佛教宗派，都在此一階段，紛紛擴張初期的在台教勢，力圖大展其鴻鵠之志。</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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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第二階段，是直到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的第四十年為止，約當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1919-1936）。</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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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這一時期的特色是，日本佛教各派紛紛在台建立永久性的傳教中心寺院(或稱為「台灣別院」或稱其「台北別院」)和各地分院及或布教所，建立中等佛教教育機構或訓練班，以提昇加盟的台灣本土佛教弘法人物的知識水準，派遣優秀的留學生赴日深造，以養成高等佛教學術人材，以及促成本土佛教大法派的系統建立。</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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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所以這一時期，也是台灣佛教發展與轉型的黃金時代，和當時台灣社會的其他改革運動，完全可以對照來看。</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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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例如主張僧侶可結婚、不必禁慾的正反派激烈爭論、批判禪學和正信佛教的思想推廣運動、新人性化的佛教藝術創新和儒、釋知識社群的嚴重對立等，都是此一階段的產物。</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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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同時，全台性的佛教正式組織和其機關刊物，也出現於此一階段；</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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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並且此一階段，也首次有台灣本土僧侶獲派，參與第一屆在日本東京增上寺舉行的「東亞佛教大會」，使台灣佛教人士能夠在正式國際佛教交流的場合，宣佈其佛教改革主張和對其他佛教團體的表示關懷。</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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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所以，在此一階段中的發展特色，可以說是具有｢現代性｣的前衛表現，故稱之為傳播和發展的黃金時期，應無過譽之虞。</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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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第三階段，就是日本在台殖民的最後的十年（1936-1945）。</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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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在此階段中，由於日本在中國大陸發動全面性的侵略戰爭，在台的日本統治當局，為免台人心向祖國，加速實施皇民化政策。</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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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於是台灣佛教也被要求全面日本化，同時要配合官方的需總動員。</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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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成為統治的輔助工具之一。</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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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當時日式化的「皇道佛教」，舉有強烈軍國主義的色彩，所以透過南北兩處「佛教練成所」的培訓和意識形態的灌輸，所以，在這一時期之內，台灣本土佛教完全喪失其自主性，直到戰爭結束，日本退出台灣為止。</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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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STRONG> </P><strong>引用：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26283</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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